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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历史提醒我们回望来路 心怀谦卑和敬畏

海洋的历史提醒我们回望来路 心怀谦卑和敬畏

  • 分类:海洋科普馆
  • 作者:界面文化
  • 来源:界面
  • 发布时间:2022-05-23 10:36
  • 访问量:0

【概要描述】我们只需将目光的焦点从陆地转向海洋,从坚实的国土疆界转向一片片海域,从政策制定者转向一个个具体实在的个体——这就是林肯·佩恩试图在《海洋与文明:世界海洋史》(The Sea and Civilization: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中试图向我们传达的观点。

海洋的历史提醒我们回望来路 心怀谦卑和敬畏

【概要描述】我们只需将目光的焦点从陆地转向海洋,从坚实的国土疆界转向一片片海域,从政策制定者转向一个个具体实在的个体——这就是林肯·佩恩试图在《海洋与文明:世界海洋史》(The Sea and Civilization: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中试图向我们传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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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2-05-23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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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本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用了不足1页的篇幅来描述“航海技术”。

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记》被视为文学史经典之作,书中意志坚定、聪明自大的船长亚哈乘坐裴廓德号从纽约东岸出发,从南大西洋途径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太平洋,追捕一头名叫莫比·迪克的白色抹香鲸。

历史书上说,希腊人是海洋民族,而罗马人是非海洋民族。

历史书上还说,中国国土辽阔,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再加上从1840年开始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总体而言中国是个非海洋国家。

以上四种看法,在美国海洋史学者林肯·佩恩(Lincoln Paine)看来,分别代表着世界史研究里长久以来的四大偏见:陆地中心主义视角、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对于海洋民族和非海洋民族的划分,以及以国土疆界为中心的海洋研究方法。

扭转这些偏见的办法简单到令人惊讶:我们只需将目光的焦点从陆地转向海洋,从坚实的国土疆界转向一片片海域,从政策制定者转向一个个具体实在的个体——这就是林肯·佩恩试图在《海洋与文明:世界海洋史》(The Sea and Civilization: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中试图向我们传达的观点。

美国海洋史学者、《海洋与文明》一书作者林肯·佩恩

为何要创作一本海洋文明史?这一想法萌生于林肯·佩恩1997年出版的处女作《世界船舶历史百科全书》(Ships of the World: An Historical Encyclopedia),此书是对他童年以来就一直感兴趣的船舶的系统梳理。光看书名,就知道这是一本野心勃勃的大作。林肯收集了1000艘世界各地不同尺寸和类型的重要船只,为每一艘船配上短文,描述它们的物理特性、结构以及历史。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他逐渐勾勒出了世界海洋文明的框架,并萌生了一个想法:创作一本真正的讲述世界海洋文明的著作。

在林肯看来,回顾人类历史时将视线从陆地转向海洋大有裨益,通过讨论“船只运载的人、人们的文化和物质创造、农作物、兽群、人们之间的冲突与偏见、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对过去的记忆”,我们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有更加清晰和完善的认识。而在讨论海洋史时,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也会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我们知道除了殖民、开拓、大规模远距离的海上航行之外,其他地区的人还在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与海洋产生关联。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对祖先多一份敬畏。在多年之前,正是他们敢于探索未知的勇气和精湛的航行技艺,让人类踏上迁徙的征途,让文明开始沟通,让世界开始转动。

《海洋与文明》
[美]林肯·佩恩 著 陈建军、罗燚英 译
后浪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

【访谈】

一、写海洋史除了依靠史料,还要依靠文学

界面文化:《海洋与文明》从大洋洲开始讲起,为什么选择这个起点?

林肯·佩恩:因为这是最说得通的一个起点。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前六年中,第一章其实一直都被放在第十二章或十三章的位置上。我的想法是把之前的事情都放在一边,先聚焦欧洲人进入大洋洲,再着手写背景故事。我不喜欢这个架构,原因之一在于它非常欧洲中心主义,于是我想,为什么我不先写大洋洲?虽然大洋洲在传统意义上和世界其他部分孤立,但是大洋洲各个岛上的人们却能够到达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这就为航海技术打下了基础。他们跟着鸟类鱼类,阅读天象,这些都是远距离航海的概观。而当我写后面的章节时,我就不需要再解释一遍了。

界面文化:要书写关于某一事物的世界历史从来都并非易事,对你而言,这本书始于何处,你又是如何将繁杂的材料梳理归类的?

林肯·佩恩:这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我对想表达的主要观点有个大概想法,但当着手写作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探索图书馆,成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可以使用哥大图书馆,我在纽约还有一个暂住地。所以在那六个月里,我反复去图书馆,复印了大量资料带回家。我浏览了海量的研究资料,关于这本书的组织架构我有一个大方向上的想法,就是按照地理区域和地质情况来组织。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比如关于中国的章节,当我着手查资料才发现我对中国一无所知。我之前对中国造船技术有一点儿了解,但不多,而我对中国的朝代历史和中国帝国的扩张更迭更是一无所知。对于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因此对我而言,要学习的知识太多了。

 贝叶挂毯上描绘的造船场景,讲述了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政府英格兰并夺取王位的故事。图片为《海洋与文明》一书插图,经出版社授权使用。

我清楚自己每一章想要聚焦的一些元素,最重要的是贸易、交流和移民——这是我们能够从海洋历史中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但除此之外,我也需要了解航海技术,比如能够接触到造船行业的人群、造船材料的来源等等。几千年来,中国的船只都是由国内的木材制造的,但在现代早期,木材告急,因此他们需要在泰国造船。诸如此类的知识,都是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需要阅读、吸收和掌握的。除了上述这些知识之外,我还需要了解法律,比如领土法和国际法等等。

此外,对于很多国家的很多历史阶段,你没办法依靠档案资料和史书获得,就只能依靠文学。欧洲传统中一个经典的文本是荷马的《奥德赛》,在几百年中,《奥德赛》都被认为是杜撰的、是荷马的想象,后来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发现了特洛伊城。在我看来,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极具解放意义的瞬间——从此以后我们可以说,在那些没有历史记载的地区,文学确实为历史提供了一扇极具价值的窗口。我阅读了大量诗歌、史诗和小说,借此一窥当时的海洋生活。

界面文化:以海洋文明为主题的作品近年来很多吗?

林肯·佩恩:是的,尤其是在现代。几年前我做过一个非英语海洋文学的讲座,因为我发现,美英等国的海洋文学课程内容一般是荷马史诗加上英美作家的作品,而这种课程设置存在问题。首先,它忽视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及其历史。如果我们读读那些文学史上与海洋相关的伟大作品,比如梅尔维尔和康拉德,就会发现它们传达的是一种单调的海洋文学视角,因为他们描写的是在海上航行的人们,路途遥远,时间漫长。但对于世界历史上的大部分人来说,人们没有机会花那么长时间出海。除了航行以外,我的讲座还涉及了人们和海洋之间其他形式的关联,比如渔业和沿海的小生意人等等,这是对于海洋文明的更加细致入微的考察。

二、历史复杂,欧洲中心和简单二分毫无裨益

界面文化:在书的序言里,你提到之前的海洋研究有一些范式,具体指是什么?这些范式是否曾发生什么变化?

林肯·佩恩:和刚才说的文学一样,海洋研究里一个十分经典的范式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即最重要的是了解过去五百年的海洋历史,因为这和欧洲扩张、殖民行为以及欧洲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相关。在这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氛围中,欧美人十分自豪,并热衷于推广自己的历史。但实际上,这个假设虽然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英国从十九世纪以来就拥有最大规模的海军,但并不正确。

我发现一个很滑稽的事情:美国数一数二的海洋理论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1890年代写了一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内容基本是关于英国和法国的。固然有趣,但我们无法得知任何关于其他海洋冲突的知识,而实际上这样的冲突有很多。他总结归纳了很多在他看来适用于英国的特点,并尝试将其应用到美国,他还大谈国民性格、两个国家的相似性以及英美的国土形状。但我们只需要看看地图,就知道美国和英国完全不像。他的假设让人困惑,观点和当下并无相关,但他仍然是美国海洋政策方面的明星。因此我认为,在海洋研究的领域有许多人们既已接受的范式,因为人总是天性懒惰,不愿意重新思考和独立思考。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史学研究里的欧洲中心主义?

林肯·佩恩:我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和书写历史的方式有关系。西方一直在呼唤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历史书写方法,为创新而创新,有些很棒,也有一些不太好。当然也很多欧洲学者创作了极其重要的先锋著作,试图用西方材料阐释亚洲历史。我十分幸运地和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著名汉学家、华侨史研究专家)共事了十年,他利用荷兰在巴达维亚(印尼首都和最大商港雅加达的旧名)、日本长崎和中国的贸易记录,来理解印尼及中日的贸易历史,并做了很多关于厦门的研究。今年他会出版一本新书,他翻译了一本写于1793年的巴达维亚的中文编年史,这是在巴达维亚最早的中国历史。这本书关注到了当时在印尼的中国社群,比当地的荷兰人要多很多。所以,其实有很多欧洲和亚洲学者在用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来研究亚洲历史,尽管有时候由于条件所限,他们仍需依靠欧洲的材料。

约翰·布鲁恩的《从厄勒海峡眺望克隆堡宫》(1739年)。厄勒海峡是丹麦和瑞典之间一条狭窄的海峡,所有过往船只都必须支付通行费,这里处于丹麦国王(身居画面中央的王宫中)的监管之下。图片为《海洋与文明》一书插图,经出版社授权使用

界面文化:除了欧洲中心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经典假设吗?

林肯·佩恩:另一个经典假设是海洋民族和非海洋民族之分。传统意义上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罗马人是非海洋民族而希腊人是海洋民族,美国人是海洋民族而中国是非海洋民族。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希腊历史,就会发现希腊的哲学家讨厌海洋和贸易,他们说要在远离海岸十英里的地方建立城市,这样外国人就不会来污染我们的思想和宗教,也不会带来外来的货物和语言。

相反地,罗马人和海洋实际上有一种十分密切的关系,罗马在地中海成为一个帝国是因为海权,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军队。类似地,如果在21世纪审视世界,看看中国再看看英国,我们会发现,英国不再是一个强大的海洋力量了,反而中国在海权方面日益强大。因此,这种简单粗暴的分类对任何想深入思考的人来说都毫无益处,它不会告诉你世界之所是,对于过去的虚假理解和对于当下的片面理解都不可取。历史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是谁”这一问题提供更加细致入微的理解。

界面文化:在序言中,你也提到了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在重塑海洋研究范式这个问题上,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吗?

林肯·佩恩:我认为他极其重要。他写的是地中海地区,并且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阶段即16世纪后半期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在位期间,有非常具体的视角(从地中海的自然地理状况到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最后到政治史),那时候人们尝试迁徙到世界的其他角落,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布罗代尔思考历史的方式,尤其是他关于历史事件、关键历史时刻的思考非常有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但我也不认为我们要一直受限于这些框架,而应该持续挑战这些框架,想出属于自己的研究框架。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唐家龙、曾培歌、吴模信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布罗代尔在自己的研究中消解了国家边界,这也是从海洋文明的角度研究历史的一个好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边界消失后,我们能够逐渐了解不同个体是如何相互交流沟通的,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中国通常被认为是总体上对海洋不太感兴趣的国家,但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指的是一种官方态度,这并不代表个体对海洋不感兴趣。中国一直有丰富的海洋传统和文化,只是这些传统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罢了。所以我认为,从布罗代尔的角度来阅读历史,有利于我们摆脱国家的至高无上性。这是好事,因为参与航海事业的并不仅仅是国家,也有具体的人。

界面文化:这种国家边界的消解是否也极好地驳斥了陆地中心主义?

林肯·佩恩:没错。我喜欢海洋视角的原因,是国界消失之后,我们需要考虑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上贸易。这样一来,我们聚焦的是真正的海洋元素,而非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角逐,这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历史不仅仅是伟人的历史,也是许多在不同层次上运转的个体的历史。我们不能忽视政府和国家,但它们不是最重要的元素,只需放在背景中。

三、回看海洋历史,向祖先的努力和成就致敬

界面文化:我注意到你在《海洋与文明》一书中格外关注造船技术和造船业,这是和你之前关于船舶的那本书有关吗?

林肯·佩恩:因为写第一本书,我在造船方面确实累积了很多相关知识,但抛开这个原因,造船技术和造船业本来就是这本书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人们所在的地区和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了他们能够制造出什么样的船只。

比如在北极,因没有尺寸合适的木材,人们想出海就只能用动物皮造皮筏。如果你所能依靠的仅仅是皮筏,那么不管皮筏是多么优雅多么可靠,这个地区也不会发展出强大的海洋力量。与此同时,如果要进入北极地区,那么相较于其他体型较大的木船,皮筏可能是个更好的选择。造船业对于任何类型的海洋史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也不能只讨论造船业,而应该将其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下,否则就只是某种技术手册了。所以,即便我认为造船业十分有趣和重要,也不会拘泥于其中的细节。我尝试传达给读者的,是我认为在其他学者关于造船业的讨论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以及造船业的一些重大改变。

传统爱斯基摩皮筏

界面文化:我还注意到你没有把这本书局限在海洋的范围,也涉及了淡水。

林肯·佩恩:从技术和词源学上来说,海洋是和咸水相关的。但《海洋与文明》一书中讨论的是世界上范围内可航行的水域,内陆水域也是和更广阔的水域相连接的。这在中国尤为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中国的河流、湖泊和运河中的海洋事业的发展,运河在中国海洋专业知识和航行知识的发展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不同河流中的不同船舶适应了不同的水域和环境,因此长江和黄河上的船肯定是不同的,长江上游的船和下游的船也不一样。

界面文化:从方法上来看,除了查阅档案、书籍等文字形式之外,物件对你的资料收集来说是重要的吗?对于一些没有文字的地区和国家来说,你会如何进行材料收集?

林肯·佩恩:这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大洋洲来说。在3500年的历史进程中,太平洋岛屿的移民问题是没有书面记录留存的,我必须依靠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线索。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东部弗洛雷斯岛的多博部落发现的一只青铜船只模型,有两千年历史,我甚至没法给它拍照,因为它被到现在仍被视为一件宗教圣物。但这恰恰证明了这个社会中文化传统的持久性,也证明了航行对于他们的重要性。寻找物件对于没有文字记录的人群和社会十分重要,对于有文字记录的社会来说也同样重要,比如中国的“南海一号”(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古沉船),那些物件让人们注意到贸易曾经散发的活力,拥抱原始的文字记载。

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弗洛雷斯岛上的多博部落发现的青铜船只模型(1世纪),似乎是一艘远航的战舰。图片为《海洋与文明》一书插图,经出版社授权使用

界面文化:纵观海洋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了技术的进步和一些传统技艺的失落,对此你怎么看?

林肯·佩恩:以航海技术为例,在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中使用最好的技术,对于商业、工业来说都是最佳选择。但对水手来说,了解传统的航海技术十分重要,不能百分百依赖如今的电子电路。

我认为我们不仅要知道传统技艺,更要保存它们。了解传统技艺——不论是造船方面还是航海方面,不仅能够让我们回顾几千年前人类的处理方式,也能帮我们向自然环境表达尊重,最后,这也是在向我们的祖先付出的极大努力和取得的极大成就致敬。想象一下,三千年前,他们不了解环绕四周的水域、不了解水域之外是否有陆地,也不知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航行于大海上,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非凡成就。在当下,我们很容易因为科技的进步和新生事物的发明而得意自鸣,而回看海洋历史是一种绝佳的方式,它提醒我们回望来时的路,看看祖先为我们做了什么,提醒我们保持谦卑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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